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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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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炳麟

章炳麟(1869~1936),字枚叔,号太炎,浙 余杭人,近代民主 革命家、思想家、学者。著有《新方言》、《文始》等书。

今日承诸君高谊,开会欢迎,实在愧不克当;况且自顾生平,并没有一长可恃,愈觉惭愧。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,与近日办事的方法,略讲给诸君听听。

兄弟少小的时候,因读蒋氏《东华录》,其中有戴名世、曾静、查嗣庭诸人的案件,便就胸中发愤,觉得异种乱华,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。后来读郑所南、王船山两先生的书,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,民族思想渐渐发达。但两先生的话,却没有甚么学理。自从甲午以后,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,才有学理收拾进来,当时对着朋友,说这逐满独立的话,总是摇头,也有说是疯颠的,也有说是叛逆的,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。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,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。

壬寅春天,来到日本,见著中山,那时留学诸公,在中山那边往来,可称志同道合的,不过一二个人。其余偶然来往的,总是觉得中山奇怪,要来看看古董,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。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,毕竟是难遂的了,就想披起袈裟,做个和尚,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。不料监禁三年以后,再到此地,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,较从前增加百倍,才晓得人心进化,是实有的。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,也是人人都有,不过潜在胸中,到今日才得发现。自己以前所说的话,只比得那“鹤知夜半,鸡知天明”。夜半天明,本不是那只鹤、那只鸡所能办得到的,但是得气之先,一声胶胶喔喔的高啼,叫人起来做事,也不是可有可无。到了今日,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,圆满致,真是后来居上,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?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,大概为人在世,被他人说个疯颠,断然不肯承认,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,又作别论,其余总是一样。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,我是有神经病,而且听见说我疯颠,说我有神经病的话,倒反格外高兴。为甚么缘故呢?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,不是神经病人,断不能想,就能想也不敢说。说了以后,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,不是神经病人,断不能百折不回,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,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。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琐格拉底,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?那提出民权自由 的路索,为追一狗,跳过河去,这也实在是神经病。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,据今日宗教家论定,是有脏燥病的。像我汉人,明朝熊廷弼的兵略,古来无二,然而看他《气性先生传》说,熊廷弼剪截是个疯子。近代左宗棠的为人,保护满,残杀同类,原是不足道的。但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,毕竟令人佩服。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书院的事,种种奇怪,想是人人共知。更有德华士马克,曾经在旅馆里头,叫唤堂官,没有答应,便就开起槍来,这是何等性情呢?仔细看来,那六人才典功业,都是神经病里流出来的。为这缘故,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;也愿诸位同志,人人个个,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。近来有人传说,某某是有神经病,某某也是有神经病。兄弟看来,不怕有神经病,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(现面)前的时候,那神经病立刻好了,这才是要不得呢!略高一点的人,富贵利禄的补剂,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,那艰难困苦的毒剂,还是可以治得的,这总是脚跟不稳,不能成就甚么气候。兄弟尝这毒剂,是最多的。算来自戊戌年以后,已有七次查拿,六次都拿不到,到第七次方才拿到。以前三次,或因别事株连,或是普拿新 ,不专为我一人;后来四次,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。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,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,凭你甚么毒剂,这神经病总治不好。或者诸君推重,也未必不由于此。若有人说,假如人人有神经病,办事必定瞀乱,怎得有个条理?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,并不是粗豪卤莽,乱打乱跳,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,装载在神经病里。譬如思想是个货物,神经病是个汽船,没有思想,空空洞洞的神经病,必无实济;没有神经病,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?以上所说,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。

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,一切政治、法律、战术等项,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,不必提起。依兄弟看,第一要在感情,没有感情,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、华盛顿,总是人各一心,不能 结。当初柏拉图说“人的感情,原是一种醉病”,这仍是归于神经的了。要成就这感情,有两件事是最(要)的:第一,是用宗教发起信心,增进国民的道德;第二,是用国粹激动种性,增进爱国的热肠。

先说宗教。近来像宾丹、斯宾塞尔那一流人崇拜功利,看得宗教都是漠然。但若没有宗教,这道德必不得增进,生存竞争,专为一己,就要 结起来,譬如一碗的干子,怎能 得成面?欧、美各国的宗教,只奉耶苏基督,虽是极其下劣,若没有这基督教,也断不能到今日的地位。那伽得《社会学》中,已把斯宾塞(尔)的话,驳辩一过。只是我们中国的宗教,应该用那一件?若说孔教,原有好到极处的。就是各种宗教,都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里头,惟有孔教,还算干净,但他也有极坏的。因为孔子当时,原是贵族用事的时代,一班平民,是没有官做的,孔子心里,要与贵族竞争,就教化起三千弟子,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。从此以后,果然平民有官做了。但孔子最是胆小,虽要与贵族竞争,却不敢去联合平民,推翻贵族政体。他《春秋》上虽有“非世卿”的话,只是口诛笔伐,并不敢实行的,所以他教弟子;总是依人作嫁,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,总不敢觊觎帝位。及到最下一级,便是委吏乘田,也将就去做了。诸君看孔子生平,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,只是依傍鲁君,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,日暮途穷,回家养老,那时并且依傍季氏,他的志气,岂不一日短一日么?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,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。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,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,总是日多一日。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,提倡民权,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,就像微虫霉菌,可以残害全身,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。若说那基督教,西人用了,原是有益;中国用了,却是无益。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,并不是崇拜上帝,实是崇拜西帝。最上一流,是借此学些英文、法文,可以自命不凡;其次就是饥寒无告,要借此混日子的;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,去鱼肉乡愚,陵轹同类。所以中国的基督教,总是伪基督教,并没有真基督教。但就是真基督教,今日还不可用。因为真基督教,若野蛮人用了,可以日进文明;若文明人用了,也就退入野蛮。试看罗马当年,政治学术,何等灿烂,及用基督教后,一切哲学,都不许讲,使人人自由 思想,一概堵塞不行,以致学问日衰,政治日敝,罗马也就亡了。那继起的日耳曼种,本是野蛮贱族,得些基督教的道德,把那强暴好杀的心,逐渐化去,就能日进文明,这不是明白的证据么?今日的中国,虽不能与罗马并称,却还可称伯仲,断不是初起的日耳曼种可相比例。所以真正的基督教,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。再就理论上说,他那谬妄可笑,不合哲学之处,略有学问思想的人,决定不肯信仰,所以也无庸议。孔教、基督教,既然必不可用,究竟用何教呢?我们中国,本称为佛教国。佛教的理论,使上智人不能不信;佛教的戒律,使下愚人不能不信。通彻上下,这是最可用的。但今日通行的佛教,也有许多的杂质,与他本教不同,必须设法改良,才可用得。因为净土一宗,最是愚夫愚妇所尊信的。他所求的,只是现在的康乐、子孙的福泽,以前崇拜科名的人,又将那最混账的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文昌帝君骘文》等,与净土合为一气,烧纸、拜忏、化笔、扶箕,种种可笑可丑的事,内典所没有说的,都一概附会进去。所以信佛教的,只有那卑鄙恶劣的神情,并没有勇猛无畏的气概。我们今日要用华严、法相二宗改良旧法。这华严宗所说,要在普度众生,头目脑髓,都可施舍与人,在道德上最为有益。这法相宗所说,就是万法惟心。一切有形的色相,无形的法尘,总是幻见幻想,并非实在真有。近来康德、索宾霍尔诸公,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。康德所说“十二范畴”,纯是“相分”的道理。索宾霍尔所说“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”,也就是“十二缘生”的道理,却还有许多哲理,是诸公见不到的。所以今日德人,崇拜佛教,就是为此。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。要有这种信仰,才得勇猛无畏,众志成城,方可干得事来。佛教里面,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,但就华严、法相讲来,心佛众生,三无差别。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,比那基智教人依傍上帝,扶墙摸壁,靠山靠水的气象,岂不强得多吗?

有的说中国佛教,已经行了二千年,为甚没有效果?这是有一要点。大概各教可以分为三项:一是多神教,二是一神教,三是无神教。也如政体分为三项:一是贵族政体,二是君主政体;三是共和政体。必要经过君主政体的阶级,方得渐入共和政体;若从这贵族政体,一时变成共和政体,那共和政体必带种种贵族的杂质。必要经过一神教的阶级,方得渐入无神教,若从这多神教一时变成无神教,那无神教必带种种多神教的杂质。中国古代的道教,这就是多神教。后来佛教进来,这就是无神教。中间未经一神教的阶级,以致世人看佛,也是一种鬼神,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,融化为一。就是刚才所说的烧纸、拜忏、化笔、扶箕等类,是袁了凡、彭尺木、罗台山诸人所主张的。一般社会,没有一人不堕这坑中,所以佛教并无效果。如今基督教来,崇拜一神,借摧陷廓清的力,把多神教已经打破,所以再行佛教,必有效果可见的了。

有的说印度人最信佛教,为甚亡国?这又是一要点。因为印度所有,只是宗教,更没甚么政治法律。这部《摩拿法典》,就是婆罗门所撰定。从来没有政治法律的国,任用何教,总是亡国。这咎不在佛教,在无政治法律。我中国已有政治法律,再不会像印度一样。若不肯信,请看日本可不是崇信佛教的国么?可像那印度一样亡国么?

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,皆是平等,就不应生民族思想,也不应说逐满复汉。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,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,必要除去,满州(洲)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,岂不应该攘逐?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性阶级,在佛教中最所痛恨。如今清人待我汉人,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害十倍。照佛教说,逐满复汉,正是分内的事。又且佛教最恨君权,大乘戒律都说:“国王暴虐,菩萨有权,应当废黜。”又说:“杀了一人,能救众人,这就是菩萨行。”其余经论,王贼两项,都是并举。所以佛是王子,出家为僧,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,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。所以提倡佛教,为社会道德上起见,固是最要;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,亦是最要。总望诸君同发大愿,勇猛无畏。我们所最热心的事,就可以干得起来了。

次说国粹。为甚提倡国粹?不是要人尊信孔教,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。这个历史,是就广义说的,其中可以分为三项:一是语言文字,二是典章制度,三是人物事迹。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,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,所以自甘暴弃,说中国必定灭亡,黄种必定剿绝。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,见得别无可爱,就把爱国爱种的心,一日衰薄一日。若他晓得,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,那爱国爱种的心,必定风发泉涌,不可遏抑的。兄弟这话,并不像做《格致古微》的人,将中国同欧洲的事,牵强附会起来;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,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,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,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,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,略提一二。

先说语言文字。因为中国文字,与地球各国绝异,每一个字,有他的本义,又有引申之义。若在他国,引申之义,必有语尾变化,不得同是一字,含有数义。中国文字,却是不然。且如一个天字,本是苍苍的天,引申为最尊的称呼,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。三义不同,总只一个天字。所以有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释名》等书,说那转注、假借的道理。又因中国的话,处处不同,也有同是一字,彼此声音不同的;也有同是一物,彼此名号不同的。所以《尔雅》以外,更有《方言》,说那同义异文的道理。这一种学问,中国称为“小学”,与那欧洲“比较语言”的学,范围不同,性质也有数分相近。但是更有一事,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,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,有古文大篆没有的字,独是小篆有的;有小篆没有的字,独是隶书有的;有汉时隶书没有的字,独是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有的;有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没有的字,独是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有的。因造字的先后,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。且如《说文》兄、弟两字,都是转注,并非本义,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,还没有兄弟的名称。又如君字,古人只作尹字,与那父字,都是从手执杖,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,专是家族政体,父权君权,并无差别。其余此类,一时不能尽说。发明这种学问,也是社会学的一部。若不是略知小学,史书所记,断断不能尽的。近来学者,常说新事新物,逐渐增多,必须增造新字,才得应用,这自然是最要,但非略通小学,造出字来,必定不合六书规则。至于和合两字,造成一个名词,若非深通小学的人,总是不能妥当。又且文辞的本根,全在文字,唐代以前,文人都通小学,所以文章优美,能动感情。两宋以后,小学渐衰,一切名词术语,都是乱搅乱用,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。究竟甚么国土的人,必看甚么国土的文,方觉有趣。像他们希腊、梨俱的诗,不知较我国的屈原、杜工部优劣如何?但由我们看去,自然本种的文辞,方为优美。可惜小学日衰,文辞也不成个样子。若是提倡小学,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,这爱国保种的力量,不由你不伟大的。

第二要说典章制度。我个(们)中国政治,总是君权专制,本没有甚么可贵,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?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?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?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?都有一定的理由,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,一概抹杀。就是将来建设政府,那项须要改良?那项须要复古?必得胸有成竹,才可以见诸施行。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,欧、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,就是均田一事,合于社会主义。不说三代井田,便从魏、晋至唐,都是行这均田制度。所以贫富不甚悬绝,地方政治容易施行。请看唐代以前的政治,两宋至今,那能仿佛万一。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,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,总是近于社会主义,就是极不好的事,也还近于社会主义。兄弟今天,略举两项,一项是刑名法律。中国法律,虽然近于酷烈,但是东汉定律,直到如今,没有罚钱赎罪的事,惟有职官妇女,偶犯笞杖等刑,可以收赎。除那样人之外,凭你有陶朱、猗顿的家财,到得受刑,总与贫人一样。一项是科场选举。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,不消说了,但为甚隋、唐以后,只用科举,不用学校?因为隋、唐以后,书籍渐多,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。若要入学购置书籍,必得要无数金钱。又且功课繁多,那做工营农的事,只可阁(搁)起一边,不能像两汉的人,可以带经而锄的。惟有律赋诗文,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,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,随口咿唔,就像唱曲一般,这做工营农的事,也还可以并行不悖,必得如此,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。若不如此,求学入官,不能不专让富人,贫民是沉沦 海底,永无参预政权的日子。这两件事,本是极不好的,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,况且那好的么?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,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。那不好的,虽要改良;那好的,必定应该顶礼膜拜,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。

第三要说人物事迹。中国人物,那建功立业的,各有功罪,自不必说。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,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。与其学步欧、美,总是不能像的;何如学步中国旧人,还是本来面目。其中最可崇拜的,有两个人: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,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,都是用南方兵士,打胜 人,可使我们壮气。至于学问上的人物,这就多了。中国科学不兴,惟有哲学,就不能甘居人下。但是程、朱、陆、王的哲学,却也无甚关系。最有学问的人,就是周秦诸子,比那欧洲、印度,或者难有定论;比那日本的物茂卿、太宰纯辈,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。日本今日维新,那物茂卿、太宰纯辈,还是称颂弗衰,何况我们庄周、荀卿的思想,岂可置之脑后?近代还有一人,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,姓戴名震,称为东原先生,他虽专讲儒教,却是不服宋儒,常说“法律杀人,还是可救;理学杀人,便无可救。”因这位东原先生,生在满洲雍正之末,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,责备臣下,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,总说“你的天良何在?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?”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,就可以任意杀人。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,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。因此那个东原先生,痛哭流涕,做了一本小册子,他的书上,并没有明骂满洲,但看见他这本书,没有不深恨满洲。这一件事,恐怕诸君不甚明了,特为提出。照前所说,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,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,须选择几个出来,时常放在心里,这是最紧要的。就是没有相干的人,古事古迹,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。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,却无兵力,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,也是此意。

以上所说,是近日办事的方法,全在宗教、国粹两项,兄弟今天,不过与诸君略谈,自己可以尽力的,总不出此两事。所望于诸君的,也便在此两事。总之,要把我的神经病质,传染诸君,更传染与四万万人。至于民族主义的学理,诸君今日,已有余裕;发行论说刊刻报章的事,兄弟是要诸君代劳的了。

选自《章太炎选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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