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鳮女与姬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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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语堂

林语堂(1895~1976),福建龙溪人,作家。著有散文集《翦拂集》、《大荒集》,长篇小说《京华烟云》、《朱门》,学术论著《语言学论书》等。

这在女人的本分中,实属无可非议。女人是“贤妻良母”。她既忠贞,又柔顺,而常为贤良的母亲,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,一切不幸的扰攘,责任都属于男子。犯罪的是男子,男子不得不犯罪,可是每一次他犯罪,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。

爱神,既支配着整个世界,一定也支配着中国。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:在中国,吾人觉得性之抑制,反较西洋为轻,盖因中国能更坦直地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。科学家厄力斯(Havelock

Ellis)说过: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,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。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。但这仅是真情的片面。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。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压迫的,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。她生活于恰当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(一五九五~一六一二),因为嫁充侧室,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,不许与丈夫谋一面。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。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。当其香消玉殒之前,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,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。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,看出她具有相当作诗的天才。

反之,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,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。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、秦少游、杜牧、白居易之辈,都曾逛过妓院,或将妓女娶归,纳为小妾,固堂而皇之,勿容讳言。事实上,做了官吏的人,侍妓宥酒之宴饮,无法避免,也无虑乎诽谤羞辱。自明以迄清代,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,即为许多风流 艳史 的产生地。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,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,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,故学子云集,及第则相与庆贺,落选则互致慰藉,都假妓院张筵席。直至今日,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,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,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。

中国娼妓之风流 的、文学的、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,无需乎过事渲染。因为由男人想来,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,如非正当,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,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,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;至于绘图吟诗,虽亦很少鼓励,然他们却绝不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。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,因为她们不须用“无才”来作德行的堡垒,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。每当夏夜风清,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,他们静坐于大篷船中,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,文人遂多寻访这种艺妓,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,或长于诗,或长于画,或长于音乐,或长于巧辩。在这些天资颖慧、才艺双全的艺妓中——尤以明代为盛——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,最为一般所爱悦,她后来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。在唐代,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,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,为名胜之一,每年人游客,凭吊其旁者,络绎不绝。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,亦复匪鲜。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,李自成陷北京,掳之以去,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,原谋夺还陈圆圆,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,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。可异者,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,陈圆圆乃坚决求去,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。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,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,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。她所具的政治节操,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为坚贞。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,亡命逸出南京,她遂闭门谢客,不复与外界往来,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,强征之侑酒,并迫令她歌唱,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,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,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,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。正气凛然,虽弱女子可不畏强权,然岂非愧煞须眉?此等女子所写的诗,颇有流传至今者。中国才女之史迹,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、马湘兰、柳如是等几名名妓的身世中。

楼 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、罗曼斯的需要,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时代错过了这样风流 的机会。我用“求爱”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,因为青楼 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荡的卖妇也。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。这样在中国等同于尊重妇女之道。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 艳事 的小说叫做《九尾龟》,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,往往经年累月,花费了三千四千银子,始得一亲芳泽。这种不合理的情形,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。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,一尝风流 的罗曼斯况味,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。男子对于结 异性既无经验,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,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“罗曼斯”的滋味。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,不由打动心坎,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。青楼 女子经验既富,手段娴熟,固不难略施小技,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,服服贴贴。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。

有时,一种真实的罗曼斯也会发生,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。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,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,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斯也。罗曼斯之结局,有可悲者,亦有可喜者。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,终其生于寺院中;顾横波、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,为后世所艳羡。

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,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。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 。至如杜牧,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,一旦清醒,始归与妻室重叙。所谓“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 薄幸名”也。有的时候,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,像杜十娘。另一方面,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,没有妓女,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。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,她们较能独立生活,更较为熟 于男子社会。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,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 女性。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,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,关于官吏的任命,凡有所说项,有所较议,胥取决于她的妆闼之中。

女的归宿,总无非是嫁作小妾,或则做人外室情妇,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,都是如此。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,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。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,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。倘尚遇婚姻不如意,东方人转入青楼 北里,或娶妾以谋出路;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,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。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,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。其差异之由来,则出于社会态度,尤其妇女界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。中国人之娶妾,如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,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 俗。

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,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。有些中国好妻子,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,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。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,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,得娶妾。

此外,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。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,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,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,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,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。吾人所可断言者,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,无论何时,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,受痛苦者,厥为女性,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。在性的关系中,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。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,非造物所知,造物之所知者,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。所谓现代婚姻,男女双方以五十比五十为基本原则者,生产了小孩以后,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。倘今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,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,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。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。

利用此种概念,可资以辩论娶妾制度。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,倘婚姻不顺利,他们准许娶妾,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。欧美人则反乎是,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,是以准许离婚,可是这一来,拆散了社会单位。在东方,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,无事可做,日就腐化,乃不复爱其妻子,为妻子者,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;不过她居于家庭中,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,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,围绕于儿孙之间,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。在欧美,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,敲一笔巨额生活费,走出了家庭,多半是去再嫁的。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,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?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。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,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,失掉了社会地位,破碎了家庭。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,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。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。

在中国,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,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,照我看来,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,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 。在过去,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,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,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,而她又衷心爱他,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,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。而现在则各不相让,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,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。这在现代女子看来,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。这是摩登的、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。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,让她们干下去好了,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。年轻貌美的女人,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。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。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,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,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,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,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。

当然,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,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。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,是一位常喜博引喀来尔(Thomas

Carlyle)和爱诺尔文字的学者,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。他说:“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,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?”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《金瓶 梅》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:“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?”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说这句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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