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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子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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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乙

舒乙(1935~),北京人,满族,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。著有《老舍》、《散记老舍》、《文坛聚宝盆》、《我的风筝》等作品。

“慈母”这个词讲得通,对“慈父”这种词我老觉着别扭,依我看,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,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。我的父亲,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慈父,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,他是个新旧时代 替之际的人,所以他比较复杂,当然,也是个复杂的父亲。

我不知道,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,科学上好像还没有定论。就我自己而言,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。那是在青岛,门外来了个老道,什么也不要,只问有小孩没有,于是,父亲把我抱了出去,看见了我,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。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,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。父亲当时写了一篇散文,说:“一看胖手腕的红线,我觉得比写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,于是上街买了两尊兔子王,感到老道,红线,兔子王,都有绝大的意义!”使我遗憾终身的是,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,在父亲称之为有绝大意义的事情里,竟没有父亲的形象,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。

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真正第一次出现父亲,是在我两岁的时候,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。1982年我到济南开会时去看过那房子,使我惊奇的是,那楼梯,那客厅竟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模一样,足见两岁时的记忆已经很可靠了;不过,说起来有点泄气,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。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,尿不出,父亲走了进来,做示范,母亲说:“小乙,尿泡泡,爸也尿泡泡,你看,你们俩一样!”于是,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,而且,明白了,我和他一样。

在父亲1935~1937年写的幽默小文中,多次提到他有一女一儿,“均狡猾可喜”,他常常要当马当牛,在地上爬来爬去,还要学牛叫,小胖子常常下令让他“开步走”,可是永远不喊“立正”,走起来没完。无数个刚想起来的好句子好词就在这些“命令”中飞到了九霄云外,所以至今也没成为伟大的莎士比亚。我很抱歉的是,这些情节我竟一丁点儿也记不起来,我只记得他和我一块儿撒尿,虽然,我很为此而感到骄傲。

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,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。再见到父亲时,我已经八岁。见头一面时,我觉得父亲很苍老,他刚割完阑尾。腰直不起来,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。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“爸”,他抬起一只手臂,摸摸我的头,叫我“小乙”。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地上爬来爬去的牛了,我也不是可以任意喊他开步走的胖小子了。对他,对我,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。我发现,在家里他很严肃,并不和孩子们随便说笑,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动作。他当时严重贫血,整天抱怨头昏,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,写《四世同堂》。他很少到重庆去,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们来北碚看望他,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,变得非常健谈,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,逗得大家前仰后合。渐渐地,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,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,还免不了跟着傻笑。父亲从不赶我走,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“傻小子”。我发觉,他一定在很仔细地观察我,因为我老听见他跟客人们说这个傻小子怎么样怎么样,闹得我常常自己纳闷,怎么我就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些特点,值得他如此仔细过去和别人讨论。他自己从来不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。只有在他和朋友们的谈话中,你才间接地知道原来他很喜欢你做了这件事或者那件事。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。一次也没问过,也没辅导过,完全不放在心上,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。他表示赞同的,在我当时看来,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,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画画有兴趣,对刻图章有兴趣,对收集邮票有兴趣,对唱歌有兴趣,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。他知道我上五年级时被选为小学生会主席时禁不住大笑起来,以为是件很可乐的事情,而且还是那句评语:这个傻小子!我刚到四川时,水土不服,身体很糟,偶尔和小朋友们一起踢一次皮球,他就显得很兴奋,自己站在草场边上看,还抿着嘴笑,表示他很高兴。他常常研究我的北京话,总是等事情过后把我的说法引述给他的朋友们听,向别人解释道:“听听,这个词北京话得这么说,多好听!”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,坐茶馆,上澡堂子,走在路上,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,我紧紧地跟在后面,他从不拉我的手,也不和我说话。我个子矮,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,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。就这样,跟着他的脚印,我走了两年多,直到他去了美国。现在,一闭眼,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。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,不必担心,不必说话,不必思索,却能知道整个世界。

再见到父亲时,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,是个初三学生。他给我由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,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,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,每一块都有学名,还有简单的说明。听他的朋友说,在国外他很想念自己的三个孩子,可是他从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;虽然他倒是常给朋友们的孩子,譬如冰心先生的孩子们写过不少有趣的信。

我奇怪地发现,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,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。他见到我,不再叫“小乙”,而是称呼“舒乙”,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,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。他的手很软,很秀气,手掌很红,握着他伸过来的手,我的心充满了惊奇,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,不再是他的小小的“傻小子”了。高中毕业后,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,父亲很高兴。五年里,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,都要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。他仍然没有给我写过信,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:儿子是学理工的,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!他还把这个写到文章里,说自己的晚年有“可喜的寂寞”,儿子闺女和伙伴们谈话,争论得不亦乐乎,他竟一句话也插不上,因为一点也听不懂!

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,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,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,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。有一次,我要去东北出差,临行前向他告别,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?我说带好了,他说:“拿给我瞧瞧!”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,知道准有车票,放得也是地方,他才放心了。接着又问:“你带了几根皮带?”我说:“一根。”他说:“不成,要两根!”干嘛要两根?他说:“万一那根断了呢,非抓瞎不可!来,把我这根也拿上。”父亲问的这两个问题,让我笑了一路,男人之间的爱,父爱,深厚的父爱表达得竟是如此奇特!

对我的恋爱婚事,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,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。婚礼的当天,他请了两桌客,招待亲家和老友,饭后大家请他表演节目,他说当了公公不再当众唱戏,改说故事,于是讲了他的内蒙之行观感。他还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,红纸上八个大字:“勤俭持家,健康是福,”下署“老舍”,这是续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,以后,一直挂在我的床 前。可惜,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,扔在地下乱踩,等他们走后,我由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,保存至今,虽然残破不堪,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。

直到前几年,我由他的文章中才发现,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,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说过,可是他做了,全做了,做得很漂亮,我终于懂得了他的爱的价值。

父亲死后,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,我摸了他的脸,拉了他的手,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,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。

我很悲伤,我也很幸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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