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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的鼾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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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维熙

从维熙(1933~),河北玉田人,作家。著有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《北国草》、《走向混沌》、《欧行书简》等作品。

母亲的鼾歌,对我这个年过五十的儿子来说,仍然是一支催眠曲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她的鼾声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。那个年月,我从晋劳改队回来,和母亲、儿子躺在那张吱呀吱呀作响的旧床 板上,她没有打过鼾。她睡得很轻,面对着我侧身躺着,仿佛一夜 连身也不翻一下;惟恐把床 弄出声响,惊醒我这个远方游子的睡梦。夜间,我偶然醒来,常常看见母亲在睁着眼睛望着我,她可能是凝视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鱼尾纹吧!

“妈妈,您怎么还没睡?”

“我都睡了一觉了。”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。

我把身子翻转过去,把脊背甩给了她。当我再次醒来,像向日葵寻找光那样,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多皱纹的脸庞时,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。

“妈妈,您……”

“我刚刚睡醒。”她不承认她没有睡觉。

我心里清楚,在我背向她的时候,母亲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,或许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,一根、两根……

我真无法计数,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,她体躯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。年轻时,爸爸被国民 追捕,肺病复发而悲愤地离去。她带着年仅四岁的我,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。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眼泪,却听到过她在我耳畔唱的摇篮曲:

狼来了,

虎来了,

马猴背着鼓来了!

风摇晃着冀东平原上的小屋,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,发出尖厉而又显得十分悠远的声响。我在这古老的童谣中闭合了眼帘,到童年的梦境中去遨游:

骑竹马。

摘野花。

放鞭炮。

过家家。

……

她呢!我的妈妈!也许只有我在梦中憩睡的时刻,她才守着火炭早已熄灭的冷火盆独自神伤吧?!

我不曾忘记,在那滴水成冰的严冬,母亲怕我钻冷被窝,总是把我的被褥先搬到炕头上;她怕被窝儿热度不够,久久地坐在我铺好的棉被上,直到焐热了被窝为止。我年幼,不理解母亲那颗痴心,死活不睡热炕头;她只好把被窝又搬回到炕的那一边去,催我趁热躺下。炎似火的夏季,母亲怕我和小伙伴们到河里去玩水时淹死,不断吓唬过我:河里可有水鬼,专拉住小孩的腿不放。除此之外,她还发明了检查我是否下河去游泳了的土办法。她用指甲在我赤裸着的脊梁上滑一下,如果在我黧黑的皮肉上划出明显的白道道,就要抓起扫炕用的扫帚疙瘩——但是那扫帚疙瘩从没落到过我的身上。

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。下河洗澡,摔跤“打仗”……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:和小伙伴们在墙头上追逐,掉下来摔死了过去;和小伙伴们玩“攻城”游戏,石头砸伤了我的左眉骨,再往下移上一寸,我就变成了独眼少年。为了给“野马”拴上笼头,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,当我十几岁时,一辆带布篷的马车,连夜把我送到了唐山——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,从唐山来到了北平。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,为了 付学费,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,在内务部街,二中斜对过的一家富户当洗衣做饭的保姆。当我穿着戴有二中领章的干净制服 ,坐在课堂上学习 的时候,同学们不知道我的母亲,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!母亲也想像不到,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,并不是个好学生——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,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,考试分得过“鸡蛋”。在学校布告栏上,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,他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不是为苦命的妈妈解忧,而是增加她额头上的皱纹。回首少年时光,这是儿子对母亲最严酷的打击!

她没有为此垂泪,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,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,她把明明是儿子的过失,又背在自己的肩上:“怨我没有文化,大字识不了几升;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,如果他还活在人间的话,你……”啊!妈妈,当我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时,我的眼圈立刻潮湿了——我给你苦涩的心田里,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呵!

可是母亲一如既往,洗衣、做饭、刷碟、扫地……两只幼小就缠足了的脚,支撑着苦难的重压,在命运的回肠小路上,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。星期六的晚上,我照例离开二中宿舍,和她在一起度过周末,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个小床 上安息。记得那时,她从不打鼾,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,她就睡着了。母亲呼吸匀称,面孔恬淡安祥,似乎她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,也没意识到她心灵上的沉重负荷……

母亲!这就是母亲的一幅肖像。她心里有的只是自我牺牲,而没有任何索取。北京解放那年,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。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(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),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立足,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,她独自返回冀东故里去了。

十六岁的我,送母亲到十字街头。在这离别的一瞬间,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,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。我惜别地拉着她的衣袖说:

“妈妈!您……”

“甭为我耽心。”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,“你要好好用功,像你爸爸那样。”

“嗯。”我低垂下头来。

“快回去吧!你们该上第一堂课了!”

“不,我再送您一程!”我仰起头来。

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,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,叮咛我说:“逢年过节,回村里去看看妈就行了。妈生平相信一句话,没有淌不过去的河。你放心吧!”

我固执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。

她执意地要我马上回到学校课堂。

我服从了。但我三步一回头,两步一张望,直到母亲的身影,湮没在茫茫的雾幕之中,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,返身向公共汽车站疯了似的追去。

车,开了。轮子下扬起一道雪尘。

从这天起,我好像一下子变得成熟了。像幼雏脱掉了待食的嫩黄嘴圈,像小鸟长出丰满的羽毛——我提前迈进了青年人的门坎。当时,我经常做着一个十分类似的梦,不是我背着母亲过河,就是梦见我背着她爬山过岭;更奇怪的是,我有时还梦见我变成了姥姥家那匹白骡子,驮着母亲在乡间的古道上往前走。一句话——我内心萌生了对母亲的强烈内疚。

新中国的春给予了我 暖。我逐渐理解到母亲所承受的痛苦,不是她一个人的痛苦,而是旧社会年轻丧夫的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。儿时,我听我姨姨们告诉我,我母亲在姐妹中排行第三,是姐妹中最漂亮的;脾气么!外柔内刚。我这时似乎充分认识了母亲的韧性;她为了抚养我,舍弃了她所有的一切。我发奋地读书,我如饥似渴地学习 知识——当我在1950年秋天,背着行囊离开古老的通州城,到北京师范学校去报到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。第一个寒假,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。

踏过儿时嬉闹的村南小河的渡石,穿过儿时摇头晃脑背诵过“人、手、口、刀、牛、羊”的大庙改成的学堂,在石墙围起的一个院落东厢房里,我看见了阔别了两年多的母亲,和儿时差点把我变成“独眼少年”的小伙伴们。

在母亲那间屋子,人声喧沸:

“哎呀!丫头(我的乳名)回来了!”

“变成‘洋’学生啦!”

“在北京见到过毛主席吗?”

“多在老家住几天吧!你妈想你想坏了!”

母亲只是微微笑着,仿佛我回访故土给她带来了什么荣誉似的。我仔细凝视着我的母亲,她比前两年显得更健壮了些。故乡的风,故乡的水,抚去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,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灰。尽管她也曾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员,乡亲们深知她丧夫后在家庭中的地位,更感叹她的命运坎坷,因而给她定了个中农成分。乡亲们又看她孑然一身,生活充满了艰辛,要她加入了变工的互助组。母亲做一手好针线活,在互助组内她为组员拆拆补补,乡亲为她种那四亩山坡地。

更深,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,我和母亲躺在滚烫的热炕上,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:

“妈妈,我让您受苦了。”这句早该说的话,说得太晚了。

“没有又留级吧?”显然,我留了一级的事情,给她心灵上留下伤疤。

“不但没有留级,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!”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,拿出来刊登我处女 作的《新民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,递给了她。

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。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,从炕上半翘起身子,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。

“妈妈!您把报纸拿倒了。”

她笑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。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,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作出来的微笑,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,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。

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。不知为什么,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——我第一次把童贞的泪水,献给了我苦命的妈妈。特别是在静夜里,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,我无声地哭了。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,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,她回答我说:“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,而是因为心安了!”

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,我被调到《北京日报》当了记者、编辑。第一件事,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。果真像她说得那样,由于心神安定,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。久而久之,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,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,我才能睡得更踏实,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。

只可惜好景不长。1957年后我再难以听到她的鼾声了。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,家里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。她的苦难重新开始,像孑然一身抚养我那时一样,抚养她的孙子。“文革”期间,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,母亲再也不打鼾了,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,警觉地环顾着四周;即使是夜里,她也好像彻夜地睁着眼睛。

挂上牌子去串巷扫街。

拐着两只缠足小脚去挖防空洞。

她苍老了。白发披头,衣衫褴褛。但她用心血抚养的第二代——却是衣衫整洁品学兼优的挺拔少年。

“妈妈。”在夜深人静时,我安慰她说,“我怕您……怕您……支撑不住,突然……”

“没有淌不过去的河。”她还是这样回答。

“您把我拉址大了,又拉址孙子……”

“只要你在井下(当时我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挖煤)能平平安安,家里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。”

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。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,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,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。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,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?号。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,这个岁月哪一天才能结束?!这污迹斑斑曲折的路,哪儿才是它的尽头?!

1979年的元月6日,我终于回到了北京。如同鬼使神差一般,她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。我住在上铺上,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,内心翻 倒海,继而为之泪落。后来,我们从十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 结湖,我常常和母亲同室而眠,静听她像摇篮曲一样的鼾歌。

说起来,也真令人费解,我怕听别人的鼾声,却非常爱听母亲的鼾歌。八二年我去石家庄开会,同室的刘绍棠鼾声大作,半夜我逃到流沙河的房子里去逃避鼾声;哪知流沙河打鼾的本事也很高明,我只好逃到另一间屋去睡觉。我一夜 三迁,彻夜未能成眠。

只有母亲的鼾声,对我是安眠剂。尽管她的鼾声,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,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;她的鼾声既是儿歌,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。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人的鼾歌,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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