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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与前额并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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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光中

余光中(1928~),福建永春人,生于台湾。著有散文集《逍遥游》、《听听那冷雨》,诗集《五陵少年》、《白玉苦瓜》等。

自从十三年前迁居香港以来,和梁实秋先生就很少见面了。屈指可数的几次,都是在颁奖的场合,最近的一次,却是从梁先生 厚的掌中接受时报文学的推荐奖。这一幕颇有象征的意义,因为我这一生的努力,无论是在文坛或学府,要是当初没有这只手的提掖,只怕难有今天。

所谓“当初”,已经是三十六年以前了。那时我刚从厦门大学转学来台,在台大读外文系三年级,同班同学蔡绍班把我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先生评阅。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,对我的 作鼓励有加,却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,不妨拓宽视野,多读一点现代诗,例如哈代、浩斯曼、叶慈等人的作品。梁先生的挚友徐志摩虽然是浪漫诗人,他自己的文学思想却深受哈佛老师白璧德之教,主张古典的清明理性。他在信中所说的“现代”自然还未及现代主义,却也指点了我用功的方向,否则我在雪莱的西风里还会飘泊得更久。

直到今日我还记得,梁先生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,字大而圆,遇到英文人名,则横而书之,满满地写足两张。文艺青年捧在手里,惊喜自不待言。过了几天,在绍班的安排之下,我随他去德惠街一号梁先生的寓所登门拜访。德惠街在城北,与中山北路三段横 ,至则巷静人稀,梁寓雅洁清幽,正是当时常见的日式独栋平房。梁师母引我们在小客厅坐定后,心仪已久的梁实秋很快就出现了。

那时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,前半生的大风大雨,在大陆 上已见过了,避秦也好,乘桴浮海也好,早已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。他的谈吐,风趣中不失仁蔼,谐谑中自有分寸,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,近于他散文的风格。他就坐在那里,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。我一面应对,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。眼前这位文章巨公,用英文来说,体型“在胖的那一边”,予人厚重之感。由于发岸线(hairline)有早退之像,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,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,加以长牙隆准,看来很是雍容。这一切,加上他白晰无斑的肤色,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。后来我在反省之余,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,令人想起一头白象。

当时我才二十三岁,十足一个躁进的文艺青年,并不很懂观相,却颇热中猎狮(Lion-hunting)。这位文苑之狮,学府之师,被我纠缠不过,答应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写序。序言写好,原来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诗,属于新月风格。不知天高地厚的躁进青年,竟然把诗拿回去,对梁先生抱怨说:“您的诗,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。”

假设当日的写序人是今日的我,大概狮子一声怒吼,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。但是梁先生眉头一抬,只淡淡地一笑,徐徐说道:“那就别用得了……书出之名,再给你写评吧。”

量大而重诺的梁先生,在《舟子的悲歌》出版后不久,果然为我写了一篇书评,文长一千多字,刊于1952年4月16日的《自由 中国》。那本诗集分为两辑,上辑的主题不一,下辑则尽为情诗;书评认为上辑优于下辑,跟评者反浪漫的主张也许有关。梁先生尤其欣赏《老牛》与《暴风雨》等几首,他甚至这么说:“最出色的要算是《暴风雨》一首,用文字把暴风雨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都描写出来了,真可说是笔挟风雷。”在书评结论里有这样的句子:

作者是一位年青人,他的艺术并不年青,短短的《后记》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。他有旧诗的根柢,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。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。我们写新诗,用的是中国文字,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,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生出的东西,无依无靠,没有轨迹可循,外国诗正是一个最好的借镜。

在那么古早的岁月,我的青涩诗艺,根柢之浅,启发之微,可想而知。梁先生溢美之词固然是出于鼓励,但他所提示的上承传统旁汲西洋,却是我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。

朝拜缪思的长征,起步不久,就能得到前辈如此的奖掖,使我的信心大为坚定。同时,在梁府的座上,不期而遇,也结识了不少像陈之藩、何欣这样同辈的朋友,声应气求,更鼓动了创作的豪情壮志。诗人夏菁也就这么邂逅于梁府,而成了莫逆。不久我们就惯于一同去访梁公,有时也约王敬羲同行,不知为何,记忆里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频。梁先生怕热,想是体胖的关系;有时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见我们,一面笑谈,一面还要不时挥扇。我总觉得,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,气质却在儒道之间,进可为儒,退可为道。可以想见,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些恭谨的晚辈打发走了之后,东窗也好,东床 也罢,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。我说坦腹,因为他那时有点发福,腰围可观,纵然不到福尔斯塔夫的规模,也总有约翰逊或纪晓岚的分量,足证果然腹笥深广。据说,因此梁先生买腰带总嫌尺码不足,有一次,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,买下一只大号皮箱,抽出皮带,留下箱子,扬长而去。这倒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了,是否谣言,却未向梁先生当面求证。

梁先生好客兼好吃,去梁府串门子,总有点心招待,想必是师母的手艺吧。他不但好吃,而且懂吃,两者孰因孰果,不得而知。只知他下笔论起珍馐名菜来,头头是道。就连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,也不禁食指欲动,馋肠若蠕。在糖尿病发之前,梁先生的口福委实也饫足了。有时乘兴,他也会请我们浅酌一杯。我若推说不解饮酒,他就会作态佯怒,说什么“不烟不酒,所为何来?”引得我和夏菁发笑。有一次,他斟了白兰地飨客,夏菁勉强相陪。我那时真是不行,梁先生说“有了”,便向橱顶取来一瓶法国红葡萄酒,强调那是1842年产,朋友所赠。我总算喝了半蛊,飘飘然回到家里,写下《饮1842年葡萄酒》一首。梁先生读而乐之,拿去刊在《自由 中国》上,一时引人瞩目。其实这首诗学济慈而不类,空余浪漫的遐想;换了我中年来写,自然会联想到鸦片战争。

梁先生在台北搬过好几次家。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梁宅,一在云和街,一在安乐街。我初入师大(那时还是省立师范学院)教大一英文,一年将满,又偕夏菁去云和街看梁先生。谈笑及半,他忽然问我:“送你去美国读一趟书,你去吗?”那年我已三十,一半书呆,一半诗迷,几乎尚未阅世,更不论乘飞机出国。对此一问,我真是惊多喜少。回家和我妻讨论,她是惊少而喜多,马上说:“当然去!”这一来,里应外合势成。加上社会压力日增,父亲在晚餐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报导:“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国了!”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经不久。果然三个月后,我便文化充军,去了秋色满地的爱奥华城。

从美国回来,我便专任师大讲师。不久,梁先生从英语系主任变成了我们的文学院长,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,仍然称他梁先生。这时他又迁至安东街,住进自己盖的新屋。稍后夏菁的新居在安东街落成,他便做了令我羡慕的梁府近邻,也从此,我去安东街,便成了福有双至,一举两得。安东街的梁宅,屋舍俨整,客厅尤其宽敞舒适,屋前有一片颇大的院子,花木修护得可称多姿,常见两老在花畦树径之间流连。比起德惠街与云和街的旧屋,这新居自然优越了许多,更不提广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。可以感受得到,这新居的主人在“家外之家”,怀乡之余,该是何等的快慰。

六十五岁那年,梁先生在师大提前退休,欢送的场面十分盛大。翌年,他的终身大事——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之中译完成,朝野大设酒会庆祝盛举,并有一女中的学生列队颂歌;想莎翁生前也没有这般殊荣。师大英语系的晚辈同事也设席祝贺,并赠他一座银盾,上面刻着我拟的两句赞词:“文豪述诗豪,梁翁传莎翁。”沙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岁,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岁,其实还不能算翁。同时沙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个剧本,梁翁却能把三十七本莎剧全部中译成书。对比之下,梁翁是有福多了。听了我这意见,梁翁不禁莞尔。

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后来夏菁担任联合国农业专家,远去了牙买加。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图。我自己先则旅美二年,继而去了香港,十一年后才回台湾。高雄与台北之间虽然只是四小时的车程,毕竟不比厦门街到安东街那么方便了。青年时代夜访梁府的一幕一幕,皆已成为 馨的回忆,只能在深心重 ,不能在眼前重演。其实不仅梁先生,就连晚他一辈的许多台北故人,也都已相见日稀。四小时的车尘就可以回到台北,却无法回到我的台北时代。台北,已变成我的回声谷。那许多巷弄,每转一个弯,都会看见自己的背影。不能,我不能住在背影巷与回声谷里。每次回去台北,都有一番近乡情怯,怕卷入回声谷里那千重魔幻的漩涡。

……

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强调古典的纪律,反对浪漫的放纵。他认为革命文学也好,普罗文学也好,都只是把文学当作工具,眼中并无文学;但是在另一方面,他也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,因为那样势必把艺术抽离人生。简而言之,他认为文学既非宣传,亦非游戏。他始终标举安诺德所说的,作家应该“沉静地观察人生,并观察其全貌。”因此他认为文学描写的充分对象是人生,而不仅是阶级性。

黎明版《梁实秋自选集》的小传,说作者“生平无所好,惟好 友、好读书、好议论。”季季在访问梁先生的记录《古典头脑,浪漫心肠》之中,把他的文学活动分成翻译、散文、编字典、编教科书四种。这当然是梁先生的台湾时代给人的印象。其实梁先生在大陆 时代的笔耕,以量而言,最多产的是批评和翻译,至于《雅舍小品》,已经是四十岁以后所作,而在台湾出版的了。《梁实秋自选集》分为文学理论与散文二辑,前辑占198页,后辑占162页,分量约为5比4,也可见梁先生对自己批评文章的强调。他在答季季问就说:“我好议论,但是自从抗战军兴,无意再作任何讥评。”足证批评是梁先生早岁的经营,难怪台湾的读者印象已淡。

一提起梁实秋的贡献,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,这方面的声名几乎掩盖了他别的译书。其实翻译家梁实秋的成就,除了莎翁全集,尚有《织工马南传》、《咆哮山庄》、《百兽图》、《西塞罗文录》等十三种。就算他一本莎剧也未译过,翻译家之名他仍当之无愧。

读者最多的当然是他的散文。《雅舍小品》初版于1949年,到1975年为止,二十六年间已经销了32版;到现在想必近50版了。我认为梁氏散文所以动人,大致是因为具备下列这几种特色:

首先是机智闪烁,谐趣迭生,时或滑稽突梯,却能适可而止,不堕俗趣。他的笔锋有如猫爪戏人而不伤人,即使讥讽,针对的也是众生的共相,而非私人,所以自有一种 柔的美感距离。其次是篇幅浓缩,不务铺张,而转折灵动,情思之起伏往往点到为止。此种笔法有点像画上的留白,让读者自己去补足空间。梁先生深信“简短乃机智之灵魂”,并且主张“文章要深,要远,就是不要长。”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证,而中外逢源,古今无阻。这引经据典并不容易,不但要避免出处太过俗滥,显得腹笥寒酸,而且引文要来得自然,安得妥贴,与本文相得益彰,正是学者散文的所长。

最后的特色在文字。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赘,他出身外文,却写得一手道地的中文。一般作家下笔,往往在白话、文言、西化之间徘徊歧路而莫知取舍,或因简而就陋,一白到底,一西不回;或弄巧而成拙,至于不文不白,不中不西。梁氏笔法一开始就逐走了西化,留下了文言。他认为文言并未死去,反之,要写好白话文,一定得读通文言文。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颇高,但不是任其并列,而是加以调和。他自称文白夹杂,其实应该是文白融会。梁先生的散文在中岁的《雅舍小品》里已经形成了简洁而圆融的风格,这风格在台湾时代仍大致不变。证之近作,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,像他的前额一样高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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