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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子循循然善诱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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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功

启功(1912~2005),笔名元伯、元白,北京人,满族,学者、教授、书法家、文物鉴定家。著有《启功丛稿》等。

陈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学者,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他在史学上的贡献,更是国内国外久有定评的。我既没有能力一一叙述,事实上他的著作具在,也不待这里多加介绍。现在当先生降诞百年,又是先生逝世第十年之际,我以亲受业者心丧之余,回忆一些当年受到的教导,谨追述一些侧面,对于今天教育工作者来说,仍会有所启发的。

我是一个中学生,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福先生读书,学习 “经史辞章”范围的东西,作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。因为生活困难,等不得逐步升学,1933年由我祖父辈的老世 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,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。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:“援庵说你写作俱佳。他的印象不错,可以去见他。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,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。学到做学问的门径,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,一生受用不尽的。”我谨记着这个嘱咐,去见陈先生。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,未免有些害怕。但他开口说:“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翰林,我们还是世 呢!”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,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?但从我听了这句话,我和先生之间,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。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,每次见面,都给我换去旧思想,灌注新营养。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,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。

一、怎样教书

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,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“国文”。在 派我工作时,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?多大年龄的,教什么,怎么教?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,老师在点点头之后,说了几条“注意事项”。过了两年,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,把我解聘。老师后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“国文”。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,多少年从来未间断地对我提醒。今天回想,记忆犹新,现在综合写在这里。老师说:

1.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,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。人脸是对立的,但感情不可对立。

2.万不可有偏爱、偏恶,万不许讥诮学生。

3.以鼓励夸奖为主。不好的学生,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,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,加以夸奖。

4.不要发脾气。你发一次,即使有效,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,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?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,又怎么下场?你还年轻,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,要取得学生的佩服。

5.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,设想学生会问什么。陈老师还多次说过,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,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。

6.批改作文,不要多改,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。改多了他们也不看。要改重要的关键处。

7.要有教课日记。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,都记下来,包括作文中的问题,记下以备比较。

8.发作文时,要举例讲解。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;缺点改好了,有所进步的,尽力在堂上表扬。

9.要疏通课堂空气,你总在台上坐着,学生总在台下听着,成了套子。学生打呵欠,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,或看小说,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。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坐位行间走走。讲课时,写了板书之后,也可下台看看。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,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。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,在他们坐位上给他们指点,对于被指点的人,会有较深的印象,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,不怕来问了。

这些“上课须知”,老师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,唯恐听不明,记不住。

老师又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,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。要求有顶批,有总批,有加圈的地方,有加点的地方,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。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、大比赛,后来我才明白也是教师教学效果、批改水平的大检阅。

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、教育心理学,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,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,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。

二、对后学的诱导

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,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 兴趣;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,也都抱有一 热情去加以诱导。当然也有正面出题目、指范围、定期限、提要求的时候,但这是一般师长、前辈所常有的、共有的,不待详谈。这里要谈的是陈老师一些自身表率和“谈言微中”的诱导情况。

陈老师对各班“国文”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,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。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,选哪些作品,哪篇是为何而选,哪篇中讲什么要点,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,都经过仔细考虑,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。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“国文”课总是“会考”,由陈老师自己出题,统一评定分数。现在我才明白,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,也是教师们的会考。

我们这些教“国文”的教员,当然绝大多数是陈老师的学生或后辈,他经常要我们去见他。如果时间隔久了不去,他遇到就问:你忙什么呢?怎么好久没见?”见面后并不考查读什么书,写什么文等等,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个小问题进行指点,指点的往往是因小见大。我们每见老师总有新鲜的收获,或发现自己的不足。

我很不用功,看书少,笔懒,发现不了问题,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,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,总是细致地指出,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,有什么题目可做,但不硬出题目,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。有时评论一篇作品或评论某一种书,说它有什么好处,但还有什么不足处。常说:“我们今天来做,会比它要好”,说到这里就止住。好处在哪里,不足处在哪里,怎样做就比它好?如果我们不问,并不往下说。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。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,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。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,或回去赶紧补读,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,岂不收获更多?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,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的多!

陈老师的客厅、书房以及住室内,总挂些名人字画,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,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。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桌上,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,这常是宾主谈话的资料,也是对后学的教材。他曾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,在30年代买清代学者手札墨迹,这是很高价钱了。但章学诚的字,写得非常拙劣,老师把它挂在那里,既备一家学者的笔迹,又常当作劣书的例子来警告我们。我们去了,老师常指着某件字画问:“这个人你知道吗?”如果知道,并且还说得出一些有关的问题,老师必大为高兴,连带地引出关于这位学者和他的学问、著述种种评价和介绍。如果不知道,则又指引一点头绪后就不往下再说,例如说:“他是一个史学家”就完了。我们因自愧没趣,或者想知道个究竟,只好去查有关这个人的资料。明白了一些,下次再向老师表现一番,老师必很高兴。但又常在我的棱缝中再点一下,如果还知道,必大笑点头,我也像考了个满分,感觉自傲。如果词穷了,也必再告诉一点头绪,容回去再查。

老师最喜欢收学者的草稿,细细寻绎他们的修改过程。客厅桌上常摆着这类东西。当见我们看得发生兴趣时,便提出问题说:“你说他为什么改那个字?”

老师常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向我们说,什么问题,怎么研究起的。在我们的疑问中,如果有老师还没想到的,必高兴地肯定我们的提问,然后再进一步地发挥给我们听。老师常说,一篇论文或专著,做完了不要忙着发表。好比刚蒸出的馒头,须要把热气放完了,才能去吃。蒸的透不透,熟不熟,才能知道。还常说,作品要给三类人看: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,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,三是不如自己的人。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,以便修改。所以老师的著作稿,我们也常以第三类读者的关系而得到先睹。我们提出的意见或问题,当然并非全无启发性的,但也有些是很可笑的。一次稿中引了两句诗,一位先生看了,误以为是长短二句散文,说稿上的断句有误。老师因而告诉我们要注意学诗,不可闹笑柄。但又郑重嘱咐我们,不要向那位先生说,并说将由自己劝他学诗。我们同从老师受业的人很多,但许多并非同校、同班,以下只好借用“同门”这个旧词。那么那位先生也可称为“同门”的。

老师常常驳斥我们说“不是”、“不对”,听着不免扫兴。但这种驳斥都是有代价的,当驳斥之后,必然使我们知道什么是“是”的,什么是“对”的。后来我们又常恐怕听不到这样的驳斥。

三、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

历史证明,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的各民族,从矛盾到 融,最后 结成为一体,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它的灿烂文化。陈老师曾从一部分历史时期来论证这个问题,即是他心而且得意的著作之一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。

在抗战时期,老师身处沦陷区中,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全隔绝,手无寸铁的老学者,发愤以教导学生为职志。环境日渐恶劣,生活日渐艰难,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先生著书、教书越发勤奋。学校经费不足,《辅仁学志》将要停刊,几位老先生相约在《学志》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。这时期他们发表的文章比收稿费时还要多。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:“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,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。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被消灭,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。”

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西洋教会所办的,无可讳言具有传教的目的。陈老师的家庭是有基督教信仰的,他在20年代做教育部次长时,因为在孔庙行礼迹近拜偶像,对“祀孔”典礼,曾“辞不预也”。但他对教会,则不言而喻是愿“自立”的。20年代有些基督教会也曾经提出过“自立自养”,并曾进行过募捐。当时天主教会则未曾提过这个口号,这又岂是一位老学者所能独力实现的呢?于是老师不放过任何机会,大力向神甫们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,曾为他们讲佛教在中国所以能传布的原因。看当时的记录,并未谈佛教的思想,而是列举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对佛教存在有什么好处,可供天主教借鉴。吴历,号渔山,是清初时一位深通文学的大画家,他是第一个国产神甫,老师对他一再撰文表彰。又在旧恭王府花园建立“司铎书院”,专对年轻的中国神甫进行历史文化基本知识的教育。这个花园中有几棵西府海棠,从前每年花时旧主人必宴客赋诗,老师这时也在这里宴客赋诗,以“司铎书院海棠”为题,自己也做了许多首。还让那些年轻神甫参加观光,意在造成中国司铎 体的名胜。

这种种往事,有人不尽理解,以为陈老师“为人谋”了。若干年后,想起老师常常口诵《论语》中两句:“施于有政,是亦为政”,才懂得他的“若心孤诣”!还记得老师有一次和一位华籍大主教拍案争辩,成为全校震动的一个事件。辩的是什么,一直没有人知道。现在明白,辩的什么,也就不问可知了!”

一次我拿一卷友人收藏找我题跋的纳兰成德手札卷,去给老师看。说起成德的汉文化修养之高。我说:“您做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举了若干人,如果我做‘清东域人华化考’,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。”老师指着我写的题跋说:“后边是启元白”,相对大笑。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,更是各个兄弟民族 结融合的重要纽带,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甚至可以说是个中心。

四、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

老师研究某一个问题,特别是作历史考证,最重视占有材料。所谓占有材料,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,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,而是说要了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。尽量搜集,加以考察。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,发现问题,提出见解。自己常说,在准备材料阶段,要“竭泽而渔”,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。至于用几条,怎么用,那是第二步的事。

问题来了,材料到哪里找?这是我最苦恼的事。而老师常常指出范围,上哪方面去查。我曾向老师问起:“您能知道哪里有哪方面的材料,好比能知道某处陆地下面有伏流,刨开三尺,居然跳出鱼来。这是怎么回事?”后来逐渐知道老师有深广的知识面,不管多么大部头的书,他总要逐一过目。好比对于地理、地质、水道、运动等等调查档案都曾过目的人,哪里有伏流,哪里有鱼,总会掌握线索的。

他曾藏有三部佛教的《大藏经》和一部道教的《道藏经》,曾说笑话:“唐三藏不稀奇,我有四藏。”这些“大块文章”老师都曾阅览过吗?我脑中时常泛出这种疑问。一次老师在古物陈列所发现了一部嘉兴地方刻的《大藏经》,立刻知道里边有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,并且有什么用处。即带着人去抄出许多本,摘录若干条。怎么比较而知哪些种是别处没有的呢?当然熟悉目录是首要的,但仅仅查目录,怎能知道哪些有什么用处呢?我这才“考证”出老师藏的“四藏”并不是陈列品,而是都曾一一过目,心中有数的。

老师自己曾说年轻时看清代的《十朝圣训》、《朱批谕旨》、《上谕内阁》等书,把各书按条剪开,分类归并。称它的《柱下备忘录》整理出的问题,即是已发表的《宁远堂丛录》。可惜只发表了几条,仅是全份分类材料的几百分之一。又曾说年轻时为应科举考试,把许多八股文的书全部拆开,逐篇看去,分出优劣等级,重新分册装订,以备读或略读。后来还能背诵许多八股文的名篇给我们听。这种干法,有谁肯干!又有几人能做得到?

解放前,老师对于马列主义的书还未曾接触过。解放初,才找到大量的小册子,即不舍昼夜地看。眼睛不好,册上的字又很小,用放大镜照着一册册看。那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,结果累得大病一场,医生制止看书,这才暂停下来。

老师还极注意工具书,20年代时《丛书子目索引》一类的书还没出版,老师带了一班学生,编了一套各种丛书的索引,这些册清稿,一直在自己书案旁边书架上,后来虽有出版的,自己还是习惯查这份稿本。

另外还有其他书籍,本身并非工具书,但由于善于利用,而收到工具书的效果。例如一次有人拿来一副王引之写的对联,是集唐人诗句。一句知道作者,一句不知道。老师走到藏书的房间,不久出来,说了作者是谁。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怎么知道的,原来有一种小本子的书,叫《诗句题解汇编》,是把唐宋著名诗人的名作每句按韵分编,查者按某句末字所属的韵部去查即知。科举考试除了考八股文外,还考“试贴诗”。这种诗绝大多数是以一句古代诗为题,应考者要知道这句的作者和全诗的内容,然后才好著笔,这种小册子即是当时的“夹带”,也就是今天所谓“小抄”的。现在试贴诗没有人再做了,而这种“小抄”到了陈老师手中,却成了查古人诗句的索引。这不过是一个例,其余不难类推。

胸中先有鱼类分布的地图,同时烂绳破布又都可拿来作网,何患不能竭泽而渔呢!

五、一指的批评和一字的考证

老师在谈话时,时常风趣地用手向人一指。这无言的一指,有时是肯定的,有时是否定的。使被指者自己领会,得出结论。一位“同门”满脸连鬓 须,又常懒得刮,老师曾明白告诉他,不刮属于不礼貌。并且上课也要整齐严肃,“不修边幅”去上课,给学生的印象不好,但这位“同门”还常常忘了刮。当忘刮 子见到老师时,老师总是看看他的脸,用手一指,他便不安。有一次我们一同去见老师,快到门前了,忽然发觉没有刮 子,便跑到附近一位“同门”的家中借刀具来刮。附近的这位“同门”的父亲,也是我们的一位师长,看见后说:“你真成了子贡”,大家以为是说他算大师的门徒。这位老先生又说:“入马厩而修容!”这个故事是这样:子贡去见一个大人物,因为容貌不整洁,被守门人拦住,不给通禀。子贡临时钻进门外的马棚“修容”,不知是洗脸还是刮 子,守门人就让他进去了。大家听了后一句无不大笑。这次他才免于一指。

一次做司铎书院海棠诗,我用了“西府”一词,另一位“同门”说:“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啊?”老师笑着用手一指,然后说:“西府海棠啊!”这位“同门”说:“我想远了。”又谈到当时的美术系主任溥先生,他在清代的封爵是“贝子”。我说:“他是孛堇”,老师点点头。这位“同门”又说:“什么孛堇?”老师不禁一愣,“哎”了一声,用手一指,没再说什么。我赶紧接着说:“就是贝子,《金史》作孛堇。”这位“同门”研究史学,偶然忘了金源官职。老师这无言的一指,不啻开了一次“必读书目”。

老师读书,从来不放过一个字,作历史考证,有时一个很大的问题,都从一个字上突破、解决。以下举三个例:

北京图书馆影印一册于敏中的信札,都是从热河行宫寄给在北京的陆锡熊的。陆锡熊那时正在编辑《四库全书》,于的信札是指示编书问题的。全册各信札绝大部分只写日子,既少有月份、更没有年份。里边一札偶然记了大雨,老师即从它所在地区和下雨的情况勾稽得知是某年某月,因而解决了这批信札大部分写寄的时间,而为《四库全书》编辑经过和进程得到许多旁证资料。这是从一个“雨”字解决的。

又在考顺治是否真曾出家的问题时,在蒋良骐编的《东华录》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,称灵柩为“梓宫”,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“宝宫”,再印证其他资料,证明“梓宫”是指木制的棺材,“宝宫”是指“宝瓶”,即是骨灰坛。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。清代《实录》屡经删削修改,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,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,还存留“宝宫”的字样。《实录》是官修的书,可见早期并没讳言火葬。这是从一个“宝”字解决的。

又当撰写纪念吴渔山的文章时,搜集了许多吴氏的书迹影印本。老师对于画法的鉴定,未曾作专门研究,时常叫我去看。我虽曾学画,但那时鉴定能力还很幼稚,老师依然是垂询参考的。一次看到一册,画的水平不坏,题“仿李营邱”,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:“这册是假的!”我赶紧问什么原因,老师详谈:孔子的名字,历代都不避讳,到了清代雍正四年,才下令避讳“丘”字,凡写“丘”字时,都加“邑”旁作“邱”,在这年以前,并没有把“孔丘”、“营丘”写成“孔邱”、“营邱”的。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,怎能预先避讳?我真奇怪,老师对历史事件连年份都记得这样清,提出这样快!在这问题上,当然和作《史讳举例》曾下的功夫有关,更重要的是亲手剪裁分类编订过那部《柱下备忘录》。所以清代史事,不难如数家珍,唾手而得。伪画的马脚,立刻揭露。这是从一个“邱”字解决的。

这类情况还多,凭此三例,也可以概见其余。

六、严格的文风和密的逻辑

陈老师对于文风的要求,一向是极端严格的。字句的简,逻辑的周密,从来一丝不苟。旧文风,散文多半是学“桐城派”,兼学些半骈半散的“公牍文”。遇到陈老师,却常被问得一无是处。怎样问?例如用些漂亮的语调,古奥的词藻时,老师总问“这些怎么讲?”那些语调和词藻当然不易明确翻成现在语言,答不出时,老师便说:“那你为什么用它?”一次我用了“旧年”二字,是从唐人诗“ 春入旧年”,套用来的。老师问:“旧年指什么?是旧历年,是去年,还是以往哪年?”我不能具体说,就被改了。老师说:“桐城派做文章如果肯定一个人,必要否定一个人来作陪衬。语气总要摇曳多姿,其实里边有许多没用的话。”30年代流行一种论文题目,像“某某作家及其作品”,老师见到我辈如果写出这类题目,必要把那个“其”字删去,宁可使念着不太顺嘴,也绝不容许多费一个字。陈老师的母亲去世,老师发讣闻,一般成例,孤哀子名下都写“泣血稽颡”,老师认为“血”字并不诚实,就把它去掉。在旧社会的“服制”上,什么“服”的亲属,名下写什么字样。“泣稽颡”是比儿子较疏的亲属名下所用的,但老师宁可不合世俗旧服制的习惯用语,也不肯向人撒谎,说自己泣了血。

唐代刘知几做的《史通》,里边有一篇《点烦》,是举出前代文中嗦的例子,把他所认为应删去的字用“点”标在旁边。流传的《史通》刻本,字旁的点都被刻板者省略,后世读者便无法看出刘知几要删去那些字。刘氏的原则是删去没用的字,而语义毫无损伤、改变。并且只往下删,绝不增加任何一字。这种精神,是陈老师最为赞成的。屡次把这《点烦》篇中的例文印出来,让学生自己学着去删。结果常把有用的字删去,而留下的却是废字废话。老师的秘书都怕起草文件,常常为了一两字的推敲,能经历许多时间。

老师常说,人能在没有什么理由,没有什么具体事迹,也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条件下,做出一篇骈体文,但不能做出一篇散文。老师六十岁寿辰时,老师的几位老朋友领头送一堂寿屏,内容是要全面叙述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,但用什么文体呢?如果用散文,万一遇到措词不恰当,不周延,不确切,挂在那里徒然使陈老师看着蹩扭,岂不反为不美?于是公推高步瀛先生用骈体文作寿序,请余嘉锡先生用隶书来写。陈老师得到这份贵重寿礼,极其满意。自己把它影印成一小册,送给朋友,认为这才不是空洞堆砌的骈文。还告诉我们,只有高先生那样富的学问和那样高的手笔,才能写出那样骈文,不是初学的人所能“摇笔即来”的,才知老师并不是单纯反对骈体文,而是反对那种空洞无物的。

老师对于行文,最不喜“见下文”。说,先后次序,不可颠倒。前边没有说明,令读者等待看后边,那么前边说的话根据何在?又很不喜在自己文中加注释。说,正文原来就是说明问题的,为什么不在正文中即把问题说清楚?既有正文,再补以注释,就说明正文没说全或没说清。除了特定的规格、特定的条件必须用小注的形式外,应该锻炼,在正文中就把应说的都说清。所以老师的著作中除《元典章校补》是随着《元典章》的体例有小注;《元秘史译音用字考》在木板刻成后又发现应加的内容,不得已改板面,出现一段双行小字外,一般文中连加括弧的插话都不肯用,更不用说那些“注一”、“注二”的小注。但看那些一字一板的考据文章中,并没有使人觉得缺少什么该交代的材料出处,因为已都消化在正文中了。另外,也不喜用删节号。认为引文不会抄全篇,当然都是删节的。不衔接的引文,应该分开引用。引诗如果仅三句有用,那不成联的单句必须另引,绝不使它成为瘸腿诗。

用比喻来说老师的考证文风,既像古代“老吏断狱”的爰书,又像现代科学发明的报告。

七、诗情和书趣

陈老师的考证文章,密严格,世所 见。许多人有时发生错觉,以为这位史学家不解诗赋。这里先举一联来看:“百年史学推瓯北,万首诗篇爱剑南”,这是老师带有“自况”性质的“宣言”,即以本联的对偶工巧,平仄和谐,已足看出是一位老行家。其实不难理解,曾经应过科举考试的人,这些基本训练,不可能不深厚的。曾详细教导我关于骈文中“仄顶仄,平顶平”等等韵律的规格,我作的那本《诗文声律论稿》中的论点,谁知道许多是这位庄严谨饬的史学考据家所传授的呢?

抗战前他曾说过,自己六十岁后,将卸去行政职务,用一段较长时间,补游未到过的名山大川,丰富一下诗料,多积累一些作品,使诗集和文集分量相称。不料战争突起,都成了虚愿。

现在存留的诗稿有多少,我不知道,一时也无从寻找。最近只遇到《司铎书院海棠》诗的手稿残本绝句七首,摘录二首,以见一斑:

十年树木成诗谶,劝学深心仰万松。

今日海棠花独早,料因桃李与争秾。

自注:万松野人著《劝学罪言》,为今日司铎书院之先声。“十年树木”楹贴,今存书院。

功按:万松野人为英华先生的别号。先生字敛之,姓赫舍里氏,满族人,创辅仁社,即辅仁大学前身。陈垣先生每谈到他时,总称“英老师”。

西堂曾作竹枝吟,玫瑰花开玛窦林。

幸有海棠能嗣响,会当击木震仁音。

自注:尤西堂《外国竹枝词》:阜成门外玫瑰发,杯酒还浇利泰西。”击木震仁惠之音”,见《景教碑》。

功按:利玛窦,明人以“泰西”作地望称之,又或称之为“利子”。《景教碑》即唐代《景教流行中国碑》,今在西安碑林。

又在1967年时,空气正紧张之际,我偷着去看老师,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老朋友题什么图的诗共两首。我没有时间抄录,匆匆辞出,只记得老师手捋 须念:“老夫也是农家子,书屋于今号励耘。”抑扬的声调,至今如在。

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,即经学讲《公羊》,书法学北碑。陈老师平生不讲经学,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,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;对于书法,则非常反对学北碑。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,勉强用毛锥去模拟刀刃的效果,必致矫揉造作,毫不自然。我有些首《论书绝句》,其中二首云:“题记龙门字势雄,就中尤属《始平公》。学书别有观碑法,透过刀锋看笔锋。”“少谈汉魏怕徒劳,简牍摩挲未几遭。岂独甘卑爱唐宋,半生师笔不师刀。”曾谬蒙朋友称赏,其实这只是陈老师艺术思想的韵语化罢了。

还有两件事可以看到老师对于书法的态度:有一位退位的大总统,好临《淳化阁贴》,笔法学包世臣。有人拿着他的字来问写得如何,老师答说写得好。问好在何处,回答是“连枣木纹都写出来了”。宋代刻《淳化阁贴》是用枣木板子,后世屡经翻刻,越发失真。可见老师不是对北碑有什么偏恶,对学翻板的《阁帖》,也同样不赞成的。另一事是解放前故宫博物院影印古代书画,常由一位院长题签,写得字体歪斜,看着不太美观。陈老师是博物院的理事,一次院中的工作人员拿来印本征求意见,老师说:“你们的书签贴的好。”问好在何处,回答是:“一揭便掉。”原来老师所存的故宫影印本上所贴的书签,都被完全揭掉了。

八、无价的奖金和宝贵的墨迹

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,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,从辅大的教师中找他的帮手,想让我去管一个科室。我去向陈老师请教,老师问:“你母亲愿意不愿意?”我说:“我母亲自己不懂得,教我请示老师。”又问:“你自己觉得怎样?”我说:“我‘少无宦情’。”老师哈哈大笑说:既然你无宦情,我可以告诉你:学校送给你的聘书,你是教师,是宾客;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,你是属员,是官吏。”我明白了,立刻告辞回来,用花笺纸写了一封信,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我的重视,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。拿着这封信去请老师过目。老师看了没有别的话,只说:“值三十元。”这“三十元”到了我的耳朵里,就不是银元,而是金元了。

1963年,我有一篇发表过的旧论文,由于读者反映较好,修改补充后,将由出版单位作专书出版,去请陈老师题签。老师非常高兴,问我:“你曾有专书出版过吗?”我说:“这是第一本。”又问了这册的一些方面后,忽然问我: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?”我说:“五十一岁。”老师即历数戴东原只五十四,全谢山五十岁,然后说:“你好好努力啊!”我突然听到这几句上言不搭下语而又比拟不恰的话,立刻懵住了,稍微一想,几乎掉下泪来。老人这时竟像一个小孩,看到自己浇过水的一棵小草,结了籽粒,便喊人来看,说要结桃李了。现在又过了十七年,我学无寸进,辜负了老师夸张性的鼓励!

陈老师对于作文史教育工作的后学,要求常常既广且严。他常说作文史工作必须懂诗文,懂金石,否则怎能广泛运用各方面的史料。又说作一个学者必须能懂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;作一个教育工作者,常识更须广博。还常说,字写不好,学问再大,也不免减色。一个教师板书写得难看,学生先看不起。

老师写信都用花笺纸,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,永远那么匀称,绝不潦草。看来每下笔时,都提防着人家收藏装裱。藏书上的眉批和学生作业上的批语字迹是一样的。黑板上的字,也是那样。板书每行四五字,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,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。写哪些字,好像都曾计划过的,但我却不敢问“您的板书还打草稿吗?”后来无意中谈到“备课”问题,老师说:“备课不但要准备教什么,还要思考怎样教。哪些话写黑板,哪些话不用写。易懂的写了是浪费,不易懂的不写则学生不明白。”啊!原来黑板写什么,怎样写,老师确是都经过考虑的。

老师在名人字画上写题跋,看去潇洒自然,毫不矜持费力,原来也一一打细算,行款位置,都要恰当合适。给人写扇面,好写自己做的小条笔记,我就求写过两次,都写的小考证。写到最后,不多不少,加上年月款识,印章,真是天衣无缝。后来得知是先数好扇骨的行格,再算好文词的字数,哪行长,哪行短。看去一气呵成,谁知曾费如此匠心呢?

我在1964、1965年间,起草了一本小册子,带着稿子去请老师题签。这时老师已经病了,禁不得劳累。见我这一叠稿子,非看不可。但我知道他老人家如看完那几万字,身体必然支持不住,只好托词说还须修改,改后再拿来,先只留下书名。我心里知道老师以后恐连这样书签也不易多写了,但又难于先给自己订出题目,请老师预写。于是想出“启功丛稿”四字,准备将来作为“大题”,分别用在各篇名下。就说还有一本杂文,也求题签。老师这时已不太能多谈话,我就到旁的房间去坐。不多时间,秘书同志举着一叠墨笔写的小书签来了,我真喜出望外,怎能这样快呢?原来老师凡见到学生有一点点“成绩”,都是异常兴奋的。最痛心的是这个小册,从那年起,整整修改了十年,才得出版,而他老人家已不及见了。

现在我把回忆老师教导的千百分之一写出来,如果能对今后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,也算我报了师恩的千百分之一!我现在也将近七十岁了,记忆力锐减,但“学问门径”、“受用无穷”、“不对”、“不是”、“教师”、“官吏”、“三十元”、“五十岁”种种声音,却永远鲜明地在我的耳边。

老师逝世时,是1971年,那时还祸害横行,纵有千言万语,谁又敢见诸文字?当时私撰了一副挽联,曾向朋友述说,都劝我不要写出。现在补写在这里,以当“回向”吧!

依函丈卅九年,信有师生同父子;

作二三册,痛余文字答陶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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