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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信笃行的佛学家熊十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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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中行

张中行(1909~2006),河北香河人,国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。著有《文言常识》、《佛教与中国文学》、《禅外说禅》等。

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,现在要谈他,真真感到一言难尽。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:一是事情多,难于说尽;二是心情杂乱,难于说清楚。还是50年代,他由北京移住上海。其后政协 开会,他两度到北京来,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,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。这后一次,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,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,所以至今记忆犹新。别后,我写过问候的信,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。大动乱来了,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,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。喘息之暇,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——自然只能想想。放还之后,70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,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,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。再稍后,忘记听谁说,确是作古了,时间大概是60年代末期。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,想到十几年,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,真是既悔恨又惭愧。

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30年代初期,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,课程的名字是“新唯识论”吧。选这门课的人很少。我去旁听几次,觉得莫测高深,后来就不去了。交往多是40年代后期,他由昆明回来,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,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,请他写文章,他写了连载的《读智论抄》。解放以后,他仍在北京大学,可是不再任课,原因之小者是年老,大者,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,他还是唯心论。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,是政府照顾,房子虽不很多,却整齐洁净。只他一个人住,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,无业而有志于佛学,因为尊敬老师,就兼做家务劳动。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,离银锭桥很近,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,因而关于熊先生,所知就渐渐多起来。

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,但听说革过命,后来不知由于什么,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,投戎从笔,到南京欧竞无大师那里学佛学。治学,也像他的为人一样,坚于信而笃于行,于是写了《新唯识论》。“唯识”前加个“新”字,自己取义是益求。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,用佛门的话说是“外道”。于是有人作《破新唯识论》而攻之。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,于是作《破破新唯识论》而答之。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,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,我见到的还有《佛家名相通释》,我原来有,大动乱中也失落了。他这一阶段的学识,信士看是不纯。后来,50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,张口真如,闭口大易,成为儒释合一,写了《原儒》、《明心篇》、《体用论》等书。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,也许视为不可救药,与之“不共住”了吧?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,即批林批孔时期,见诸文件,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。

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,对于老师的学识,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。熊先生的治学态度、成就,我都很钦佩。至于结论,恕我不能不怀疑。这问题很复杂,不能细说,也不必细说。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,总是相信西“儒”罗素的想法,现时代搞哲学,应该以科学为基础,用科学方法。我有时想,20世纪以来,“相对论”通行了,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,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,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,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,心性的底里,这还有什么意义吗?——应该就此打住,不然,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。

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,专说熊先生的为人。记得熊先生在《十力语要》里说过,哲学,东方重在躬行。这看法,专就“知”说,很。熊先生的可贵是,凡有所知所信必能“行”。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以下谈一些琐细的,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事,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。

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,所以住所求安静,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。30年代初期,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,门总是关着,门上贴一张大白纸,上写: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,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,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。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,请不要再敲此门。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。50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,熊师母在上海,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,顺便逛逛,他不答应。我知道此事,婉转地说,师母来也好,这里可以有人照应,他毫不思索地说:“别说了,我说不成就是不成。”师母终于没有来。后来他移住上海,是政协 给找的房,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。

不注意日常外表,在我认识的前辈里,熊先生是第一位。衣服像是定做的,样子在僧与俗之间。袜子是白布的,高筒,十足的僧式。屋里木板床 一,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。没有书柜,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。只有两个箱子,一个是柳条编的,几乎朽烂了。另一个铁皮的,旧且不说,底和盖竟毫无联系。且说这个铁箱,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,70年代我到外地流离,带着它,返途嫌笨重,扔了。

享用是这样不在意,可是说起学问,就走向另一极端,过于认真。他自信心很强,简直近于顽固,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。写《破破新唯识论》的事,上面已经说过。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。40年代晚期,废名(冯文炳)也住在红楼后面,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,后来迷上哲学,尤其是佛学。熊先生是黄冈人,冯是黄梅人,都是湖北佬,如果合唱,就可以称为“二黄”。他们都治佛学,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;可是所信不同,于是而有二道桥(熊先生30年代的一个寓所,在地安门内稍东)互不相下,以至于动手的故事。这动手的武剧,我没有看见;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。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,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。冯先生答:“我的意见正确,是代表佛,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。”真可谓“妙不可酱油”。我忍着笑走了。

对于弟子辈,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,要求严,很少称许,稍有不合意就训斥。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,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,他必是常常训斥,甚至动手打几下。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,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。谈起训斥,还可以说个小插曲。一次,是热天的过午,他到我家来了,妻恭敬地伺候,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,严厉地对妻说:“看你还聪明,原来糊涂。”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,听下去,原来是光对人有益云云。

在一般人的眼里,熊先生是怪人。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,几乎什么都不在意。信与行完全一致,没有一点曲折,没有一点修饰;以诚待人,爱人以德。这些都做得突出,甚至过分,所以确是有点怪。但仔细想想,这怪,与其说是不随和,无宁说是不可及。就拿一件小事说吧,夏天,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,上身光着,无论来什么客人,年轻的女弟子,学界名人,政界要人,他都是这样,毫无局促之态。这我们就未必成。他不改常态,显然是由于信道笃,或说是真正能“躬行”。多少年来,我总是怀着“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”的心情同他交往。他终于要离开北京,我远离严师,会怎么样呢?我请他写几句话,留作座右铭,他写:“每日于百忙中,须取古今大著读之。至少数页,毋间断。寻玩义理,须向多方体究,更须钻入深处,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。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。漆园老人。”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,表示惜别。这条幅,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。幸而这座右铭还在,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,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,惭愧而不敢自满。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,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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